狂人日记的内容梗概

《狂人日记》一书共有四十小节，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讲述一个小伙子患了精神病时写的日记，这是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，是《呐喊》的初篇。

这篇小说是描写一个迫害狂症患者的心理活动，把他生活的感受和心理幻觉柔和一体，用人物自叙的方式“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。”

“狂人”出生于封建士大夫家庭，身受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压迫，造成对社会的恐怖心理。他认定现在是个“吃人”的世界，封建制度是“吃人”的社会。他半夜察看历史，看见满本都写着两个字“吃人”。他对吃人社会发出勇敢的挑战，相信将来的社会是“容不得吃人的人”，喊出了“救救孩子”的呼声。小说揭露了封建礼教在仁义道德掩盖下“吃人”的本质，被誉为“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”。

《狂人日记》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。它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白话小说，也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的第一篇杰出作品。

《狂人日记》的主题，据鲁迅说，是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。“弊害”何在?乃在“吃人”。鲁迅以其长期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深刻观察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:封建主义吃人!

鲁迅曾说，《狂人日记》“显示了‘文学革命’的实绩”，它以“‘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’，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”。的确，《狂人日记》在近代中国的文学历史上，是一座里程碑，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。

狂人日记 内容简介 150字左右

小说塑造了一位狂人，看见什么人都以为是要吃他：他看见邻居交头接耳地议论，就觉得是在密谋害他；医生给他诊脉，他也觉得那人不过是刽子手假扮，是来“揣一揣肥瘠”的，好分他一片肉吃；大哥安慰他，让他静养着，他却怀疑是想养肥他，好多吃些肉；“狂人”还听说邻村狼子村有个“大恶人”，被佃户打死，连心肝也被挖出炒了吃，又联想起小时候大哥讲书时说的“易子而食”、“食肉寝皮”的事，就越发相信了自己的判断。最后他终于鼓足勇气，发出：“你们可以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，活在世上”的愤怒的呐喊。

《狂人日记》内容简介

首先，《狂人日记》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“迫害狂”，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，对于周围的一切，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：或怀疑有人害他，或怀疑有人侮辱他。所以，《狂人日记》中的狂人带着显著的“多疑”特征，或反过来说，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所着重表现的是狂人的“多疑”。（当然，我们不能将作品中狂人的多疑套在鲁迅身上，这待下述。）

其次，结合鲁迅的创作情况来看，在鲁迅的小说中，有一些作品不像《阿Q正传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祝福》、《故乡》等作品侧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外现（形貌、言行、履历、事件等），而是以人物的内心及精神世界的某一因素的活动为主，展示其某一精神意识倾向，比如《狂人日记》、《白光》、《长明灯》、《伤逝》等。这类作品虽有人物的言行活动，但主宰作品的因素是某种精神意识。以《狂人日记》来看，小说开头的第一部分就采用这样文字：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小说一开场，登场的是人物的意识，鲁迅不用很亮很清之类的单一视觉的文字，而用“很好”这样综合意识来把握月光。接下来，“我”出场了，但对于读者来说，“我”无形无状，更不用说是高是矮，是胖是瘦，是年轻是年老，实质上，“我”即“我”的意识在继续牵着读者走：“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”是对“很好的月光”这种感觉的意识重认；“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”这一句，是意识再次把握；“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”，这是意识重认后新意识的出现；“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”新出现的意识开始把新的客观对象纳入意识范围———注意，此处不是对赵家的狗那两眼的客观描述，而是意识对于这一事实的一种把握。“我怕得有理。”这一句，意识走向判断。依此分析的路子，使之贯串整部小说，都不难得出意识流动的轨迹。因此，从这一视角看，《狂人日记》是一部展示意识过程的一部小说，简单说，《狂人日记》是一部意识性小说。

再次，在小说的结尾，有这样的一句话：“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，当初虽然不知道，现在明白，难见真的人！”鲁迅此处冠以“我”有“四千年履历”，并把“真的人”与“我”相对，暗示着“我”并非具体存在的人而是一种艺术设置，当然，“我”只能是人，只有人才能承载某种人的意识，但在《狂人日记》中，这个人又不会是真实的具体的“迫害狂”病人，鲁迅作为艺术家不会像医生和心理研究者那样，去记录描述一个病患者的征状。在《狂人日记》中，假如从一个“迫害狂”患者的角度来看，鲁迅对其所作的能充分表现这一患者的特征规定是极少的，“我”无名无姓，没有病因解释，没有病史说明，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也有极宽的范围。而另一方面，鲁迅又极为精细传神地把握“迫害狂”这类患者的共同特征。这说明，“我”作为一个具体存在并不重要，鲁迅对于狂人的选择并不在于这个狂人是谁，而是因为选择狂人符合于鲁迅的艺术设置和艺术表述，假如小说中的“我”是一个一般的人，那么鲁迅就无法在其身上表述“多疑”的这一意识。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，“我”这一狂人所表现出来的病状是“迫害狂”一类的共同特征。实际上，“我”只是一个承载物。一方面，“我”承载着狂人所共有的病状，以达到小说所要求的艺术真实的要求，另一方面，更重要的是“我”的病状在某一层次上与作家所要表述的东西相吻合。而在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中，作家不可能直裸裸地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作品中的人物，相反只能是遵从所选择的人物性格特点和发展规律，融入自己的东西。由于艺术选择加上艺术家的艺术表述能力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一方面极为真实地描述了“迫害狂”的征状言行，但另一方面又极为巧妙地昭示小说并不是要表现“迫害狂”的征状，而是要表述狂人所承载的合乎狂人身份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东西。也即鲁迅之所以选择狂人是因为狂人有显著的“多疑”特征，它暗合着鲁迅“多疑”意识的内核表述。所以鲁迅选择了狂人来承载“多疑”这一意识，作者着重要表现的不是这个人，而是这个“我”所承载的意识“多疑”。

经过这样一番梳理，《狂人日记》这一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以狂人所承载的“多疑”并依据这一意识的某种特征展开的小说。

问题是：《狂人日记》中的“多疑”能够与鲁迅的“多疑”相联系起来吗？

这也是要谈的第二个条件。

鲁迅先生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以此去支配自己行动的人，这同样也体现在其文本创作之中。鲁迅曾一再强调作品中的自我意识：“我力避行文的唠叨，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，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。”“所写的事迹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，但决不全用这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”从宽泛意认上说，所有作家的作品都肯定包含着作家的精神意识世界的表述，但由于作家的艺术思维不同，其在具体的作品表现也不同。有时候，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相互分离，有时候，作品的客观内容与作家表述的精神意识融一。前者如《祝福》，透过《祝福》文本的客观内容，可以把握到鲁迅对于“祥林嫂”这类人物的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情感，而后者如《狂人日记》、《长明灯》、《过客》、《这样的战士》等，作者客观上描写某一人物某一事实，同时又把某种意识融入其中。举个例子说，《狂人日记》中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的诘问，可以是狂人的、也完全是鲁迅先生的诘问。对于鲁迅与《狂人日记》的关系，已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：“鲁迅的几乎所有的心理特征和表现，都能在《狂人日记》中一窥端倪。”“《狂人日记》中，那种‘迫害狂’式的病态心理，本身就是他（鲁迅）切身体验的‘变形记’。”“因此，‘狂人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，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，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。”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，但没有注意狂人形象与鲁迅的差别。在《狂人日记》中，“多疑”这一意识的活动特征首先是归属于患“迫害狂”的狂人属性，这些属性是不能套在鲁迅身上的，而狂人这一艺术设置及如何设置、对于“多疑”的表述，则是按着鲁迅心灵对于“多疑”的解读和描述实现的，同时对于“多疑”的解读和描述，自然受着鲁迅“多疑”的主体支配。因此，从《狂人日记》去把握鲁迅的“多疑”成为可能，并具有重要意义，但要从中把握鲁迅的“多疑”的本质及个性色彩，必须进入作品，并以一定的方法对狂人的多疑与鲁迅的“多疑”加以分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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